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任正非老爷子是个“奇葩”。他不是科学家，却对科学的本质和特点有着那么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不是发明家，却深谙创新的逻辑和规律，尤其能以古稀之年对新技术发展态势保持敏锐的嗅觉；作为企业家，他在大国对抗的前沿“亮剑”——最让美国忌惮的中国技术5G，竟出自一家曾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麾下华为公司一夜之间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作为父亲，他懂得诉诸个人情感会导致战略误判，所以展现出谦谦君子风度，甚至一如既往地号召员工学习对手之长。
正在长沙出席第十六届中国传媒年会，我在网上看到任正非在华为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的讲话。恰巧昨天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呼吁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文章，诸多观点不谋而合。所以，忍不住忙里偷闲，就任总的讲话再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企业家一般都以资本扩张和利润最大化为己任，但华为的掌门人竟然道出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声。老爷子，你可是有点“越位”！可若非如此，哪来今天的华为？可以这样说，凡是能“估价”的成果，都不是科学成果。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学兴起，直接推动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并开启了它们近四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日心说或万有引力定律值多少钱？哪位知道，麻烦告诉我一声。我不建议总是把科学和生产力联系在一起。首先，在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人类始终在孜孜以求地探秘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证。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时代如此，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时代也如此。一部分科学变成了生产力，那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迄今不过两百年。
其次，科学是分学科的，也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北京大学教授、天文学家何子山说：“我的一些同事会尝试作这样的解释：因为天文学，我们发明了CCD，所以才有了数码相机；因为天文学，我们发明了激光，所以才有了CD机和蓝光碟。”但何子山告诉他们，“天文学研究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很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探索自然奥秘，它们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也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开展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所以，生产力这个“筐”里远远装不下科学。事实上，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派生效应。如果只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审视科学，那是对科学的矮化。所以，今天的人们更应该超越对科学功利化的肤浅理解。科学能够做什么？它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在我看来，科学研究没有“没用”的。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人们每掌握一条规律，都是一次自然认知的升华，从而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生产和生活，直至创造出新的文明。不吝增加研发投入的优秀企业，绝不止华为一家。然而，肯花大把的钱用于基础研究，而且愿以极高待遇“养闲人”的企业，在中国可算是凤毛麟角。先不说老爷子你，甚至你的孙辈都极有可能看不到这些科学家的成果，就算他们最终搞出了名堂，受益者也不一定是你的华为！可见，这不是一种企业行为，所以我才说你“越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一位民营企业家用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为此做出了诠释。
就基础科学而言，我们不应片面、机械、僵化地理解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牛顿试图用微积分来描述他所发现的力学规律的时候，麦克斯韦基于法拉第的实验成果探索电磁学的数学表达的时候，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原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时候，普朗克为解释黑体辐射而提出量子化假设的时候……我敢说，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会服务国家、造福人类。兴趣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强大也最持久的动力。科学成果的实际应用往往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牛顿运动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支撑着人类航天梦想，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奠基了电力和电子工业，图灵原理和模型孕育了冯·诺依曼现代计算机构架，同位素的发现让原子弹和核能利用成为可能，还有许多生物工程、新药、新材料等都是科学发现所派生的产物。更先进、更宏大、更精确的技术背后也必然地包含着更深刻的科学理论。技术越新（尤其是高技术），包含的科学知识越密集。再引申一点，很多人都在谈论“触顶”，意思是基础科学已经停滞了70年，濒于枯竭。事实上，进入21世纪，基础科学依然取得不少成就。比如，我们找到了上帝粒子，发现了引力波，看到了黑洞的真容等。但这些进展其实都是基于上个世纪初提出的理论或猜想，而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突破几乎为零。爱因斯坦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后不久，就被日全食的星光偏转、水星近日点进动等观测实验证明了其真理性。尔后，黑洞、引力红移、引力拖曳等广义相对论的各种预言相继被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14日，美国LIGO探测器成功地捕捉到了两个黑洞相互碰撞发出的引力波。这是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时隔整整100年才终于证实了老爱同志当年撂下的重话。但广义相对论衍生的很多其他理论的验证就像反腐败一样，似乎“永远在路上”。比如虫洞、多维时空等至今连验证办法都没找到，更谈不上技术应用了。在我看来，基础科学近几十年来发展相对缓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理论远远超前于实验验证和实际应用，人类消化这些理论的迟滞效应也许表现为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往的理论得不到证明，就很难发展出新的理论。二是人类自身的寿命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想要在某个领域从事科研工作，至少需要博士学历，他取得这个学历时年龄通常在30到35岁之间，而当他在其领域中取得一定研究成果时，其年龄一般在50岁左右。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仅学习基础知识就要耗费几十年的情况。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看了任总这篇讲话得知，华为还有人从事类脑计算研究。这方面的进展再加上脑接口等技术的进步，或许有助于人类将来破解这个难题。对于从事颠覆性创新活动的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高度认同老爷子的见解。其实，基础科学又何尝不是！基础科学和颠覆性创新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其研发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无功而返。
在科研管理中，我们常听到一种正气凛然的说法，叫“宽容失败”。貌似理念先进，却恰恰反映出对于基础研究和颠覆性创新的认知不到位。“宽容失败”意味着别人做错了事，但你大度海量，不去计较。殊不知，在这些领域里，失败是常态，而成功是偶然。既然人家没有错，用得着你宽容吗！只有放下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你才会真正懂得，投资100位科学家，只要其中有一两位取得成功，你就“赚了”；其他不成功者的花销都是必要的成本，谁都没有错。当初投入的时候，就不要想着回报。有人说，如果没有一位科学家成功怎么办？的确，这是很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你也得“认栽”！没有这个胸怀，你趁早不要做这个事；而有了这个胸怀，你反倒更容易如愿以偿。我也不知道，这些话到底应该说给谁听。
好了，就到这吧。会议主办方邀请我明天做主题演讲，还没想好说点啥呢。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二级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社原总编辑）